□ 曾湘泉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千家万户，对政府、企业，特别是对劳动者个人都十分重要。过去十多年，中国在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公认。           新华社  曹祎铭 摄

如今，就业市场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这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市场相应出现一些新情况。2020年1月份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和影响。 

我认为，当前和今后分析中国的就业市场，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一是劳动力供给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2年到2018年末，7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了2600余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显示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就业市场影响的滞后效应。 

同时，劳动参与率也发生一些变化。就业、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学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三个主要指标。劳动参与率是就业者和失业者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它反映了法定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状况。 

其中，16岁到24岁年龄段，被称之为青年劳动力，这个年龄段参与率一直在下降，下降原因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延长有关。随着高校招生规模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在增多，相应推迟了青年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55岁以上劳动力被称为老年劳动力，因为这个年龄段接近退休，参与率比较低。 

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养老金水平不断上升，对中国老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构成影响。目前，25岁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参与率是比较稳定的。 

　　二是平台型就业快速发展。 

近年来，有关新技术革命的讨论非常热烈，有些人很担心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传统就业本质是“雇佣”，就业是指被雇佣的人，失业是指没有被雇佣的人。传统就业，是一个企业（雇主）跟一个劳动者（雇员）签署一个合同，单个企业面对市场。现在，平台型就业，是很多人跟这个平台建立业务联系，通过平台面对市场，它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增加了就业灵活性、自主性，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最典型的平台就是互联网电商平台，比如说阿里巴巴，阿里自身员工在11万左右，但平台间接创造的就业超过千万，非常庞大。 

近年来发展很快的数字文化平台，就业总量也值得关注。比如直播平台有三类，一类是泛娱乐，另外一类是游戏，最后是电商。大部分平台自身员工人数不多，却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 

　　三是就业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 

在近一二十年，结构性矛盾是中国就业市场特别突出的一个特征。 

中国就业市场群体中，大的群体是农民工和应届毕业大学生。农民工市场数量庞大，城镇就业人口总量4亿多，农民工占2.8亿人。这个数据是2018年统计的，其中初中学历及以下占72.6%、高中学历占17%、大专及以上占10.3%。显然，农民工群体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是比较低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数据来看，接受过农业或者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只占32.9%，其中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所以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数量短缺和结构性失衡问题。 

此外，应届毕业大学生也是比较典型的就业群体。中国在2000年后实行高校扩招，2000年之前基本是每年100万左右的招生规模，而2019年中国的大学生规模已达到800多万，加上留学生群体大体在50万左右，所以，中国应届毕业大学生规模非常庞大，面临较大压力。 

　　四是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这几年来，中国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大。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的就业市场遇到了三大冲击。第一个是环保冲击。“十三五”强调绿色（产业），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关停了一大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这对就业市场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也是冲击之一，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关税提高肯定对就业不利。另外就是社保，机构改革后社保要从人社征收交给税务，不少企业担心税基变化对此反应强烈，有的裁员，有的要关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是一个新的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分析显示，（地方）停工停产增多、用工减少、就业人数下降、失业率上升。 

此外，结构矛盾在疫情期间也有显现。由于实行管制，人员无法流动，造成有的活没人干、有的人没活干，所以就出现了新情况——员工分享或员工借调。这是一种新的灵活就业形态。外需影响也在逐步加大，最近国际疫情问题非常突出，国际疫情对国内是有影响的，我们的外贸订单会受到影响。同时，疫情对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也有明显影响。 

不确定因素，既带来挑战，也提供机遇。不应人为夸大外部冲击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机遇。同时，此次疫情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一些挑战，也带来了一些提升的机会。 

为此，转变就业观念，补齐社会保险短板，深化教育培训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提升灵活就业质量的重要任务！（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