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小博

据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的14.2亿～14.5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自2013年开始已经持续下滑，2020年～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基本维持在10亿左右。因此，保持目前的经济结构，将全国失业率控制在政府目标线以内的压力不大，但这是否就能对目前的就业形势持乐观态度呢?未来又该如何应对新的就业形势呢?

　　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

“十四五”时期，我国就业将凸显出新的趋势性变化：即从传统就业岗位不足的总量矛盾向高质量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转变。

我国就业形势保持长期稳定主要取决于劳动力需求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了就业，尤其是服务业行业景气，企业的招聘广告满天飞，甚至为有岗无工而发愁。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弹性面临持续下降趋势，即使老板把工资提高了，仍可能招不到心仪的员工。

“十四五”时期，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将持续并存，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因此，未来劳动力供给因素将成为影响就业形势变化的主要力量，应给予高度重视。

　　新技术冲击传统就业市场

机器人/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新技术革命，对传统常规工作任务、工作岗位的替代冲击不容小觑。

世界经济论坛(2018)调查的企业数据统计结果显示，预计到2022年，机器人和AI可以完成的任务多达42%。我国在人工智能红利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中走在了前列，“机器换人”热潮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达区域正逐步蔓延开来。因此，“十四五”时期的就业规划、政策应对及政策工具储备都要积极应对机器人AI对普通劳动力的冲击和影响。

机器人和AI兴起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与以往技术进步不同的是，AI将替代更多的工作岗位。如AI在教育、健康、设计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需求;维修、清洁、运输、驾驶等任务成为自动化;甚至涉及管理决策的制定、数据管理和故障检测、客户偏好和满意度的追踪等工作任务。

以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扩散速度快、应用范围广，劳动力在教育中学习到的知识在未来会陷入与技术进步错位的困境。旧职业消亡、新职业诞生，传统岗位也在变异、演化成新的复合型工作任务。因此，应对动态化的劳动力市场和新技术变革的教育培训体系需要转变思路，遵循以技能为基础的方向，而不是以学位为基础。

　　全球化与贸易战影响不容小觑

从全球视角出发，中高收入阶段的国家普遍都存在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下降的幅度较大。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从1996年的79.13%下降到2018年的68.72%，降幅为10.4个百分点。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降幅分别仅为3.4和2.7个百分点。

虽然中美经贸摩擦造成的岗位损失数量不是很大，但就业岗位损失呈现出“地区集中、行业集中、产品集中”的三集中特点，也就是说，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我国区域经济最发达、行业成长性最高、产品前瞻性最强的领域，造成的就业岗位损失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江苏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

当然，对于我国规模巨大的就业市场来说，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差异并不大，且劳动者在不同行业间跳槽可行性高。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再就业措施及时跟上，即便损失一些就业岗位，暂时失去岗位的劳动者仍然能够找到新工作。

　　积极应对农民工迁移流动转型

2018年，进城农民工约1.35亿人，比2017年下降1.5%，增速明显回落。这背后人口结构变动是根本原因，但仍应重视农民工迁移流动转型带来的就业新特征、新变化、新问题。

一是农民工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8年，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分别由36岁、31岁提高到44.9岁、35.2岁。不仅如此，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越来越多。农民工进城务工多是在建筑工地上从事体力劳动或是在快递、外卖等新兴平台，平均年龄不断提高加剧了其就业的脆弱性。

二是农民工流动范围呈现短距离化趋势。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比例在200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调，省内流动的比例逐步上升。外出农民工的流动范围出现就近就业、省内就业类似的特征。破解区域间招工难和就业难共存的矛盾，需要全国统筹的公共服务政策和社会保障，让劳动力流动更有动力，普通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更高。

三是农民工就业的行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农民工大规模外出务工之初，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多的行业。但“十三五”时期，这一状况发生改变。2018年，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过半，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等传统服务业。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将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

四是农民工的流入地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2018年，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规模和比例相较2010年的情况双双下降。大学生更容易在行业门槛高、专业技术要求高、就业形式多样化的东部沿海地区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农民工跟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就业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雁阵转移”模式初露端倪，将对解决“十四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部分结构性就业问题，减缓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的冲击，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