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外出就业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短期化、不稳定的印象，这种认知往往来自身边个案的观察或者是基于一定样本的调查统计，在全国层面上，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却因为农民工群体的庞大且分布广泛而鲜少有一个全面的呈现。事实上，大数据可以成为观察农民工的一个新窗口。

界面商学院基于大数据公司“智慧足迹”的统计结果发现，农民工外出就业的短期化问题比过去大家以为的更为严重，超过三分之一的在外务工农民工务工时间不足6个月，或者说，有将近7000万的劳动力就业不充分，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还有可以挖掘的空间。

　　  官方统计没有覆盖的一面

每一年，国家统计局都会在全国范围内抽选部分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来进行监测，并在此基础上推断全国农民工的总体情况，比如2018年在1561个调查县（区）抽选8484个村、22.6万名农村劳动力，来推断当年全国农村户籍人口7.9亿中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这无疑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画像，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误差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这项统计调查定义的“农民工”，为户籍在农村，且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外出从业6个月以下的“农民工”并没有覆盖到，这个群体成为了决策者和研究者的盲区。

有没有可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外出务工的农民工？ 大数据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观察维度。智慧足迹基于联通用户的行为轨迹以及属性标签，通过脱敏加工后，监测和统计了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在家乡地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市务工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不仅基于省份或城市做出了较国家统计局的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四大区域更为细致的统计，而且覆盖了外出就业不足6个月的群体，恰好弥补了这一短板。

     大数据揭示三大现象

智慧足迹大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全国在外务工农民工数量在1.92亿人左右。所谓在外务工是指在家乡地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市务工。这与国家统计局对外出农民工的定义并不一样，官方口径的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非所在城市）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这意味着智慧足迹的外出农民工统计范围相对较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离乡在外务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数为1.73亿人；而按照智慧足迹的定义，在外务工时间6-10个月的人数约为1.24亿。

分析智慧足迹大数据后可以发现，在家乡地所在城市以外地市务工农民工的就业存在3大现象。

一是农民工就业状况呈现短期化态势。2018年在外务工时间不足6个月的人数达到6800万人，占比35.4%。其中，约3279万农民工的务工天数低于3个月，占比17.1%；低于1个月的人数大约1030万、占比5.37%。

二是农民工就业城市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态势或更具灵活性。2018年，全国农民工停留超过10天以上的城市统计显示，停留在2个城市的农民工人数大约3510万、占比18.3%。

三是农民工的返乡时间早于春运，从北上苏浙粤五个主要农民工务工城市返乡迁徙数据来看，总体早于春运启动前一个月时间。

　　  人力资源的闲置浪费

上述三大现象表明，我国人力资源的存在较为严重的浪费。数以千万级的农民工并没有充分就业，务工天数低于3个月的农民工就超过了3200多万，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停留在两个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超过了3500万。

这与越来越普遍的“招工难”问题形成了鲜明对照。目前，不仅中西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招工难，以前特别受农民工青睐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也在不断传来招工难的消息。江苏南通在7月中发布的一份面向当地472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调查显示，有84%的企业认为存在“招工难”，有40家企业认为“招工难”问题严重；有44.6%的企业缺少普通技工、16.2%缺少高级技工。

而劳动力短缺问题还会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减少、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越来越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过去七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就业人员总量在2018年末也首次出现下降，这种趋势预计还将继续。

一面是用工荒，一面却又存在较为严重的劳动力闲置浪费，由此产生了一个相悖的局面。

　　  稳定农民工就业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其实，农民工就业短期化、不稳定的问题长期存在，只不过，那个时候因为劳动力在绝对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使得后补队伍的庞大足以弥补这一问题对企业的影响。但是现在，就业市场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出现了深刻调整，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稳定农民工就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试想一下，如果能充分发挥农民工潜力、实现充分就业，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减少带来的冲击，进而降低制造业空心化风险，缓减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速度。

不仅如此，农民工作为中低收入群体的主力，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中高收入者，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越来越重要的当下，如果能有效改善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状况，会推动农民工收入增长、预期改善，进而促进社会消费。

此外，我国的城镇化还只行进到半途，而稳定就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基础。与发达国家动辄70%以上甚至超过80%、达到90%的水平相比，我国的城镇化率无论是以常住人口来计算——2018年为59.58%，还是以户籍人口来计算——2018年为43.37%，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空间，这意味着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将会转变为城镇人口，他们的进城都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工作。

我们可以试着估计一下未来进城人口，如果以发达国家较低水平70%作为参照、按照我国常住城镇化率（59.58%）来计算，我们最少还有1.3亿人将成为城市常住人口。如果以80%为参照，按照当前户籍城镇化率（43.37%），那将是5亿的量级。截至2018年末，我国乡村的户籍人口7.9亿、常住人口5.64亿人。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用工市场的不稳定，对供需两方都十分不利。对农民工而言，在岗时间短，意味着收入低、保障差，也意味着工作经验积累少、对个人发展不利；对企业而言，职工流动性高，不仅增加招聘、管理成本，不能按时完成订单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企业还可能因此减少职工培训的投入，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政策夹缝中的农民工

尽管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如此重要，但我们的政策显然还未能有效覆盖到这一领域。

目前看来，基层政府与农民有关的政策重心有两个。一个是在农民工的输出地，在乡村振兴、返乡创业的大背景下，很多基层政府在资金、政策上推动返乡创业创新。另一个是在农民工的输入地，推动已经在城市安家多年、实质上已经是常住人口但户籍还在家乡的群体落户城镇。无论是返乡的还是已经扎根城市的，其实已经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

对于想外出寻找发展机会的农民工来说，并没有太多给力的措施促进他们稳定就业，甚至在一些城市里有部分措施在实质上起到了排斥农民工在当地工作生活的作用。虽然主要城市正在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趋势开展了对“人”的争夺大战，但事实上争夺的更多的是学历人口，对所谓的“低端人口”则表现出较差的包容性。大数据也间接揭示了这一点。

智慧足迹大数据显示的主要城市吸引的农民工数量，与城市政府管理规划的依据——常住人口、户籍人口之间，存在非常大的缺口。以广州为例，2018年末户籍人口927.69万人、常住人口1490.44万人，而大数据显示的农民工却有1118万人。

　　  应加快补上政策短板

基层政府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观念。

一方面，乡村振兴、返乡创业与农民工外出打工甚至在当地扎根并不矛盾。前两者其实是城乡之间人、财、物的互相流动，是优化乡村资源配置的需要，也是结构上的质的改善，后者则意味着城乡比例关系在总量上的调整，是乡的比重的下降，与城镇化长期趋势一致。

另一方面，城市治理的思维要更具包容性，应该按照人口发展的趋势来规划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在城市中，群体的结构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所谓“低端人口”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可能无法得到满足、雇佣成本上升、城市竞争力也会衰减。

其次，加快推进已达成共识的关键性改革，包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面向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制度等。

最后，推动面向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今年以来，决策当局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显著加大，但是，增加的财政资金主要向中高等职业院校倾斜，尚未涉及教育体系外的农民工。

智慧足迹大数据显示，2018年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69.3%（40岁以下农民工群体），在农民工总体年龄段构成中占比明显。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较老一代农民工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他们的劳动素质、职业技能整体仍然偏低，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不仅能改善农民工就业状况、增加他们的收入，还能提升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提升劳动者运用先进技术的能力，进而满足用工需求、稳定经济发展。（界面商学院高级分析师 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