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晓鸣 曾旭晖

人才振兴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处于首要位置，如何把人才引回来、留得住，形成人才和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匹配和良性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更是当前四川乡村发展的难点。最近，我们通过在南充、眉山、阿坝以及广东等地开展川籍农民工调研，发现多类返乡人才已经在我省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乘数效应；调研同时发现，不少有能力、有资源、有潜力的农民工群体具有十分强烈的返回家乡、振兴家乡的意愿，但面临一些突出的瓶颈性障碍，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破解，以有效激活这一人才群体，为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不可或缺的人才支撑。

  三个基本判断

乡村人才缺乏问题具有区域上的广泛性和类型上的普遍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连续四十年的大规模转移输出，我省农村发展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益严峻，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以及多元化农业产业项目投资日趋增长条件下，懂市场、懂经营、懂农村的人才缺乏日益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瓶颈性制约。调研发现，人才缺乏现象在全省范围是普遍存在的，不仅丘陵地区和偏远山区矛盾十分突出，即便在基础条件较好的成都平原也同样存在。就我省现实看，乡村振兴中的人才短缺是全方位的，既严重缺乏懂技术、善经营的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也大量需要在乡村治理中能够发挥领军作用的管理人才。总之，产业人才和治理人才的双重缺乏，是我省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突破的关键性障碍。

乡村创业人才和治理人才的缺乏具有相对性。值得关注的是，我省乡村人才缺乏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数量不足。长期大规模转移输出的农村劳动力以及成长起来的川籍企业家在城市中积累了资源、经验，同时对家乡故土有着深厚情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渴望回到家乡、建设家乡。2019年初眉山市彭山区针对22038名春节返乡的彭山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返乡意愿的受访者达到3290名、占比15%，其中：有回乡创业意愿的2092人、占64%，80后新生代农民工1448人、占44%，高中及以上学历有724人、占22%。此外，受访者中有意返乡担任村干部为153名，其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为49%，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达到73%。这一调查结果充分显示，我省乡村创业人才和治理人才紧缺矛盾具有相对性，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是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并且必须充分倚重的人才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也表现出强烈的主动返乡发展的意愿和信心。这表明，我省乡村人才是有基础和有潜力的，只要政策到位，支持有效，部分素质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回归将重塑我省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格局，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支撑性骨干。

引导农民工返乡工作已有重要进展但仍明显不足。近年来，一系列返乡创业就业以及基层工作队伍建设等支持政策，使我省农村人才返乡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省累计农民工等返乡创业人员总数已达65万人，创办企业16万户，带动就业200余万人。更加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将有条件的农民工明确为培养对象并从中选拔为村两委成员及后备人选，是近两年我省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抓手，也已取得初步进展，对改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普遍年龄偏大或无人可选的现状，显著提升年轻化、素质化和现代化程度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从我省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看，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仍然明显不足，多数仍处于观望状态，“有意愿没行动”特点突出。从总体上分析，我省引导农民工返乡工作主要存在组织动员手段传统、瞄准对象方向单一、政策支持措施有限等不足，导致推进工作效率不高，实际返乡农民工规模不足，且存在返乡农民工结构性失衡等问题。

  三大外部障碍

调研显示，尽管各级地方政府对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工作给予了足够重视并积极加以推动，但总体上仍然进展不快，成效有限，主要由于三个关键性外部支持的缺失，导致有返乡意愿的部分农民工仍然处于心动尚未行动阶段，这部分稀缺人才与我省乡村振兴发展需求难以对接。

营商环境不优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最大担忧。近年来，我省市场发育的成熟度和行政部门的服务意识有大幅改善，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调研中，相当数量的川籍农民企业家都表示希望能回到故土、建设家乡，但“办事难、难办事”让他们望而却步，主要表现在办事流程复杂且不透明、窗口多且遇事诉求无门、人情世故繁琐等，甚至“新官不理旧账”而导致招商承诺无法兑现、项目完工后资金难以收回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缺乏精准对接渠道是“引回来”的瓶颈难题。尽管绝大多数农民工都选择将户口保留在家乡农村，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和川籍农民企业家选择举家外出，与家乡的联系日趋减弱，尤其是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常年在外，对家乡的发展、相关政策和项目需求知之甚少。最近两年，我省加大互联网等信息手段的运用，通过微信、政务APP等方式，以及通过春节慰问活动，不少农民工了解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和重大举措，但对他们最为关心的本县、本乡甚至本村情况却缺乏了解渠道，“不知道回来干什么”成为人才回引的首要问题。

长效激励缺失是乡村治理人才“留下来”的主要困难。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有条件的农民工返回家乡担任村社干部的渠道基本畅通，有些地方如眉山、大竹等还探索建立了针对乡村“能人”的发现、回引、培养和遴选等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从调查情况看，“能人”返乡很多时候是基于情感考量，与这些人放弃城市务工或经商的机会成本相比，从事乡村治理工作带来的物质保障和社会地位的激励显著不足，也与他们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做出的贡献不匹配。去年以来，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每年拿出一定比例乡镇公务员、事业人员岗位，向优秀村干部、优秀工人农民和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招考招聘、定向公选，但一方面定向招录名额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返乡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应试能力和经验相对不足，加上村社事务繁杂，往往难以通过考试竞争进入乡镇正式工作编制。对于返乡从事基层工作的人才来说，收入上的损失难以弥补的问题尚可以克服，但未来发展上升空间预期不足、社会身份边缘化的问题则成为乡村治理人才“留下来”的重要制约。

  四项政策建议

建议建立完善政府主导的数据收集及动态更新系统。作为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功能齐备、数据真实、信息准确、利用高效的人力资源数据信息系统是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政府为外出务工人员及川籍企业家提供切实有效支持和服务的必然选择。应构建完善省级农民工和川商信息数据系统，对相关信息进行动态追踪、分析，并与人社部门和基层政府建立有效的合作沟通机制，对有条件的农民工开展点对点信息推送、不定期慰问和访问等工作。

建议建立县乡政府主要领导挂钩支持返乡创业项目的发展机制。从中山、东莞等民营企业发达地区的发展历程和经验看，建设优良的“软环境”是一项长期且综合性的重大工程，难以一蹴而就。在不断探索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可先探索建立县乡主要领导挂钩中小微民营企业，采取“一对一”对口支持的方式，在法制和政策框架下给予返乡创业人才最优厚的营商便利。

建议在全省建立以镇村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机会清单制度。梳理、发布各乡（镇）、村乡村振兴发展项目、支持政策和各类人才供需信息，通过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动态发布，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回乡发展入口和机会。

建议建立常态化的优秀乡村治理人才进入乡镇正式编制的“绿色通道”。针对返乡从事村社基层工作的优秀农民工身份边缘、待遇偏低的现实问题，建议加大乡村治理人才进入基层正式工作编制的支持力度，一是构建常态化的优秀实职干部遴选为乡镇事业干部兼任村社书记的制度；二是探索针对乡村治理人才进入乡镇机关公务员的定期考核、推荐录用的方式方法；三是支持有条件的农民工群体在务工地建立临时党支部，使之成为发现、培养优秀乡村治理人才的重要平台。